我们要创造不同文化的合：平等的叙述态度、共同话题的切入点以及俯瞰历史的视角，为文化与文化的沟通搭建了桥梁

　 以文字的方式传播本国文化，其力量是不可量化的：《西藏读本》释放出的文化信息，又将创造怎样的软力量

　　辽宁日报消息 1月8日，苏叔阳为几天后将要进行的一次主题发言准备了一份草稿，内容依然是关于《中国读本》的。尽管《中国读本》问世已届十年，但其影响却未见消退，反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

　　时至今日，《中国读本》的成功，已经无需置疑。然而，《中国读本》所经历的颇为曲折的十年，以及由之所生发出的诸如：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如何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输出到海外并使海外了解真正的中国等等延伸性文化思考题，都值得我们借由《中国读本》自身给出的答案去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个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叔阳在大学开讲座。当他讲到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时，有人在下面吹口哨、递条子，问：“你除了讲祖先的文化还会干什么？”苏叔阳回答说：“我们有光荣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也曾经辉煌过，优秀的子孙不该埋怨前辈——— 有什么资格埋怨？”

　　彼时的中国，刚刚敞开大门，当人们封闭多年的思想骤然获得释放的空间时，面对的是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声开始此起彼伏，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必须要割除的糟粕。似乎将原有的一切都洗涤干净，才能迎接真正的新生。此后，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漠视传统几乎成为一种共同性行为。然而，历史证明，盲目拥抱西方文化换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无根感。面对当时的状况，苏叔阳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换了个灵魂就能站住脚呢？”

　　“国人对于祖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态度淡漠。当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外国人都在研究孔子思想的时候，孔子却在自己的故乡遭受冷遇，”苏叔阳说，“还有一个原因让我觉得的确有必要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我是作家，我的同行都是以笔为生的文化人，但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不少文化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竟然也不甚了解，甚至是曲解的。我想不言不语地告诉他们，中国不是那么回事儿。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界已经成了一个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于是，苏叔阳首先写出了被认为是《中国读本》雏形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不错的销量。1998年，中宣部出版局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一部可以令青少年了解祖国历史文化的书。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曾撰文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女士提出四条意见：一、关于书名，美国有《美国读本》，我们是否就编一本《中国读本》；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编一部非官方的、充满创作个性的、高度浓缩我国五千年文化的小书；三、这部小书的最终目标是催生出一个阐释中国文化的‘定本’，使它能够走向世界；四、我们需要一位具有很好的学术素养的作家，他还需要有优美的文笔、独立的创作人格、自在的创作激情以及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于是，她提到苏叔阳先生。”这便促成了《中国读本》的问世。

　　《中国读本》的面世，正值20世纪末，当时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自信心与日俱增。经历了80年代的狂热和盲目后，中国的文化思维逐渐趋向理性，并开始出现回归传统的声音。80年代冲动的一代，历经生活的打磨和历练，陆续走上寻根和反思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至2000年间，《中国读本》在国内发行，销量高达1000万册。然而，随着热潮的降温，此后的3年，《中国读本》又陷入无人问津的沉寂期。2004年，当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战略被提出后，《中国读本》迎来了更具意义的新生。

　　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中外文化的三个对接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约瑟夫·奈看来，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渠道获取力量，即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大棒）、用奖励诱导别人依从 （“胡萝卜”），或者使用 “软力量”（SOFTPOW－ER）——— 通过本国的价值、文化和政策的优势吸引跟随者。如果一个国家能靠“软力量”赢得别国的跟从，它就能省掉许多“胡萝卜”和“大棒”。

　　许多中国人大概都听过《美国读本》。《美国读本》收录了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件、文学作品以及伟大人物的讲演稿，比如《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等等。这本书，被称为感动美国民族心灵的书。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美国精神的浓缩，是凝聚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向海外传递美国价值观的软性工具。许多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读本”，以文字的方式来记录和传播本国文化，其中蕴涵的力量，是不可以量化估算的。

　　如果说，苏叔阳创作的《中国读本》在1998年出版时，目的是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那么，它的修订版，则将自身的使命提升为向全世界告知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

　　2004年末，辽宁教育出版社为了落实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始寻找适合输出海外的文化类书籍，由此，《中国读本》再次浮出水面。苏叔阳被要求对《中国读本》的内容进行重新修订，修订的原则是，要强调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中外文化的三个对接，即时空对接、文化对接和情感对接。苏叔阳这样形容这次的重新修订：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从给中国人看变成给外国人看。

　　2005年，辽宁出版集团与世界著名出版传媒公司贝塔斯曼集团正式签署了《中国读本》德文版输出协议。2006年，辽宁出版集团又向贝塔斯曼集团出售了英文版权，《中国读本》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读本成功进入西方主流图书市常

　　“现在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中国的和平崛起、飞速发展，脚步震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在30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国人都想看看中国是怎么回事，也想找一本写中国是怎么回事的书，而《中国读本》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苏叔阳如是说。

　　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是一个作家按自己的观点来描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中国读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著作，而是由一位作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个性化地来梳理中国的历史。书中简洁流畅的诗性叙述方式，既无学术著作的枯燥艰深，又如苏叔阳自己所说：可以摆在案头，而不使主人蒙羞。这大概也是《中国读本》能够在国内创造高发行量并成功进入西方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叔阳曾多次透露，《中国读本》重新修订的过程中，他的创作思路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为了配合《中国读本》的海外出版，为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贝塔斯曼集团给苏叔阳提出的建议是：这本书应当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作者不负责传达中国基本知识，他应当是一个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作家，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描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一建议等于赋予了苏叔阳更大的创作空间、更多张扬个性的机会。

　　“《中国读本》原来是供中国青少年阅读的教材。自然存在两种通病：过于自豪和缺少分寸的宣传。现在要改，既要自尊、自豪，又不贬低别人。”苏叔阳认为，《中国读本》要站在与所有的读者平等的地位，在与他们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他解释说：“比如，讲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未曾断裂又不断转进的国家，这就需要详细地分析，其他古国的文明为什么会凋零，而我们的文明为什么没有断裂，不能令其他文明古国的民众感到不满，要对别人的悠久文明也抱持着崇敬感，像歌颂自己的文明一样去歌颂他们的文明，在以平等为基础的平台上进行沟通。”

　　试图为两种或者多种不同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显然是最好的办法。苏叔阳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司的理论中，为《中国读本》与海外的对话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他说：“全世界史学、哲学界都基本认同雅斯·贝司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面对世界同样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是超越时空的，今日各民族文化的不同正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延续。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不同民族文化的同一起点，有了说话的 ‘由头’。”

　　有了平等的叙述态度和共同话题的切入点之后，选择怎样一个视角也尤为重要。尽管《中国读本》在篇幅上并非鸿篇巨制，仅以15万字的规模讲述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但是，我们发现，篇幅的局限丝毫没有影响《中国读本》中流露出的宏大历史观。苏叔阳站在历史的高地，俯瞰历史，找到中国历史的节奏线，把握它的脉络起伏，从中寻找规律。这条节奏线就是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一个逻辑，在关键处，抓住典型再加以解剖，同时，将其与西方历史进行比较、对照，不仅有可能从中发现当时世界的共同点，又可能找出中国的特点，也就是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去考量。

　　结语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获悉，苏叔阳的新书《西藏读本》，已经完成大半，今年就将出版。记者有幸提前阅读到部分章节，虽然仅仅是片断的文字，但是，鲜活的语句、精致的叙述以及从中跳跃出的激情，已经深具感染力。苏叔阳将这本即将问世的新“读本”称作自己学习西藏的一点儿心得。“这点儿心得”释放出的文化信息，又将创造出怎样的软力量，值得我们期待。

　　失去民族性的文化便失去了灵魂，同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不可能离开交流与沟通。在守护自身文化脐带的前提下，从根出发，以更自信、更开放的姿态，去告知和传播我们的文化，进而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更从容。正如苏叔阳2005年10月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发言时所讲：“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什么是合呢？就是在尊重个性不同的基础上达到大的合，你们德国文化去到我那里，我们的文化来到你这里，我们要创造不同文化的合，因此，我们都是君子。”

　　苏叔阳

　　著名作家。1938年生于河北保定。1956年开始文艺创作，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任教18年。1978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98年退休。主要作品有：话剧《丹心谱》、《左邻右舍》等十余部，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15部，长篇小说《故土》，中短篇小说集《老舍之死》等4部，散文集4部，诗集4部。另有《大地的儿子》、《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中国读本》等散文集，《艺文杂拌》等文艺评论集。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金鸡奖特别奖等多项国家奖。

来自中国焦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