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与中国通好，在之后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中，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相互融合，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斯兰文化在中华大地传播的过程，也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文化不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衍生物，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中，还融入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果，同时又吸收、融合了每个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习俗。尽管如此，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并没有因此消弭，穆斯林也把伊斯兰文化中道、仁慈、宽容、和谐的宗教理念，其独有的宗教建筑形制，穆斯林传统的经商理念，以及伊斯兰教育思想带到了中国大地，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步入了与中华文化不断融合的漫长历程。

　　早在元代时，北京城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户即达近三千户，现存牛街礼拜寺的始建，最迟不晚于辽宋时期，迄今已有千年历史。明代以后，北京城内的穆斯林人口大增，先后建起了锦什坊街清真普寿寺（明初）、安内二条清真寺（明初）、花市清真寺（永乐十二年）、东四牌楼清真寺（正统十二年）、通县张湾清真寺等数座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在华北地区的传播中心之一。元明时期，由于中亚、西亚穆斯林的大量涌入，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扬州、广州、杭州等地建成了穆斯林聚居区。同时，还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广州的怀圣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和泉州的麒麟寺都以其精美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阿拉伯建筑形制相结合而闻名世界，是世界宗教建筑史上的宝贵遗产。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伊斯兰与儒家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催生了融合儒家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启蒙具有重大意义。著名的“金陵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刘介廉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突出代表，他们“以儒诠经”，既保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完整，又便于在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大地传播伊斯兰教，把具有东方色彩的伊斯兰教与闻名于世的古老中国文化联系了起来，使伊斯兰教在远离其诞生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获得了生存空间。

　　“以儒诠经”运动不仅带来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而且带动了伊斯兰经书出版、发行的兴盛。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镇江的清真寺与穆斯林就先后刊刻印刷过20多部伊斯兰教经典；云南昆明、大理等地也相继刊印了杜文秀木刻版《古兰经》和马复初、马联元等穆斯林学者、教育家的著作，并流通与闻名全国。

　　大量伊斯兰教经书的出版、发行又促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伴随着“陕西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的著书立说，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在中国西北、华北、山东、江苏和云南地区分别发展起来，且各具特色。经堂教育通常所使用的“十三本经”就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与汉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典范。

　　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伊斯兰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演进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更不能忽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色。

　　保护中国的伊斯兰文化遗产，传承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对中华文化多元性的肯定，是对属于中国穆斯林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肯定和传承。文化遗产是历史与传统的见证与载体，对其进行保护，实质上是在保护其传承古今的现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