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办党校，党校姓“党”，党校是培养教育党员干部的主阵地。党性教育是党校教育的主课，是党校教育区别于国民教育及其他教育的重要特色。这既是各级党校领导始终铭记并且时刻强调的“口头禅”，也是他们时刻注重落实的“行动令”。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越来越繁荣、资讯越来越发达，党校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怎样做到与时俱进，党性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怎样创新、怎样才能吸引学员收到实效，就成为了各级各地党校和干部学院的办学者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课题。于是乎，参与式、案例式、答疑式、观摩式等新的教学方式和情景模拟、现场教学、拓展训练、庭审观摩等等创新手段便在党校教学改革的旗帜下应运而生。
　　毫无疑问，这些新鲜的手段与方式伴随着电化教学设施的武装，其情景设置、情感熏染、直观参与的特色，对学员的视觉感官的冲击，达到了传统教学形式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些形式和手段，便因大受学员欢迎而在现代党校教学中遍地开花风生水起。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央“八项禁令”及其各种党内规章的颁发，党员干部的活动形式、学习形式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异地培训、参观考察、学术研讨等等活动，也因为往常的组织者每每弄成“擦边旅游”而一律叫停了。当此之下，以接受党性教育为名的红色干部教育学院和基地，便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起来，也因此催生了一批“红色”干部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的诞生。这种“红色”干部学院热，究竟是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还是打着开展“红色教育”的旗帜要发展“红色经济”呢？当干部学院如此风生水起之时，“红色教育”是否就演变成“红色产业”了呢？
　　如此一来，笔者担心，是不是所有有红色名人资源的地方，都要建起自己的干部学院呢？是不是要在全中国掀起一场建干部学院的运动呢？那些“红色资源”匮乏的地方，是不是要心怀郁闷恨及祖先呢？当众多的干部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林立于中华大地的时候，你认为地方领导的宗旨，还是出于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素养的需求吗？或者，当干部学院遍布神州的时候，我们全党干部的党性素养是不是就真的纯而又纯无可匹敌了呢？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在红色教育中，让远离了烽火硝烟的党员干部嗅一嗅“红安的泥土”，试一试“朱德的扁担”，走一走“红军小道”，坐一坐“延安窑洞”，吃一吃“主席套餐”，开 一个“红色故事会”，摸一摸“焦裕禄的藤椅”，看一看“人间天河红旗渠”……，确实能够通过寻访先辈的足迹，感受艰苦岁月；领略创业的艰辛，珍视幸福生活；触摸铁血豪情，重温理想信念。通过红色教育，让党员干部接受心灵的洗礼，进而纯洁党性、陶冶情操、激发斗志应该说无可非议。说教与感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从来就是教育的不二法门。
　　但是，须知，党员干部不是儿童，他们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这种红色教育的短时或者短期效应还是应该肯定的。从长时效来看，“红色教育”的感化作用能否敌得过“市场的冲击”和“世俗的侵扰”，特别是能否胜得过金钱、美色的诱惑，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不然，何以有学员发出“听起来感动、说起来激动、就是回到单位无行动”的感叹呢？
　　既如此，“红色”干部学院热，只能提醒我们如下几点：第一，我们党性教育的渠道过于单一化了。第二，这种你追我赶“大跃进式”的办干部学院的做法，其背后的动机已经出现偏移。当“红色教育”移位为“红色经济”的时候，所谓的“党性教育”，是否生出几分尴尬与苦涩。第三，当名目众多的干部学院遍布华夏的时候，是否会招致愈亦严重的同质资源消耗与竞争？所以，恰当的做法还是应该理性选择，多管齐下：一是要丰富党性教育内容与形式。既要有红色教育的营养，也要有传统国学的精粹。二是要教育与惩处并重。“批判的武器”有时确实比不上“武器的批判”。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给这种大跃进式的建“干部学院热”降降温。
　　（作者系湖北省潜江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