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越突出，对生态补偿的要求就越迫切。在顶层，生态补偿已列入制度建设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在基层，“生态资源必须有偿使用”、“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要求已成声势。

　　在生态补偿制度呼之欲出之际，本报组成调研小组，征求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意见，走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并分赴内蒙古、河北、北京、浙江、安徽、广西等地，分别选取了流域、森林、矿产资源、生态功能区等有代表性的生态类型样本，进行了深入调研，采写了“生态补偿求解”系列报道。以期通过客观、平行的视角，以问题为导向，回答关于生态补偿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要建立？为什么难建立？该如何建立？

　　采访发现，与自上而下的大力推进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探索形成反差的是，生态补偿作为制度确立下来还缺乏必要的条件，仍然留有空白之地和未解谜题——政策设计无法形成闭环，学界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试点还不能贡献完善的模板。由于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国际上也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所以“受益者无偿享有生态效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责任和恢复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赔偿”的局面没有完全改变。

　　“积极探索，深入研究，扩大试点，慎重立法”是普遍共识。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应看到，生态补偿不是万能钥匙，它必须与其他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政策组合，才能发挥释放“绿色银行”生态“红利”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