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09年11月习近平在陕西调研时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延安时期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
    在安塞，人们突然发现，腰鼓没那么好看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和延安如今的“绿色”有关。
    鼓手们白羊肚毛巾、羊皮坎肩一样没少，腰鼓打起来依旧红绸翻飞、鼓声如雷，细看却发现少了昔日黄土激荡的场景，气势顿时泄了一半。今日延安，满目青山，已很难找到裸露的土地，安塞县政府只好专门辟出一块黄土地，作为演出的“舞台”。
    这只是延安退耕还林中的一个小插曲。2000年以来，延安的植被覆盖度从46％提高到67.7％。从上世纪末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在这块红色圣地上开展。延安人以执着的“延安精神”改造河山，在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地上埋头苦干，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短期内“生态可逆”的成功样本。
    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
    故事：“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每家种四五十亩地，都可能还饿肚子。山大沟深，村里小伙都娶不来媳妇。”今年59岁的延安汉子李仲帮，今天想起那段日子，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启示：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延安当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之间苦恼的写照。
    延安，这片曾养育了中国革命的热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一个隐忧却挥之难去，那就是生态环境益显脆弱，尤其是在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的地区。
    “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每家种四五十亩地，都可能还饿肚子。山大沟深，村里小伙都娶不来媳妇。”今年59岁的延安汉子李仲帮，今天想起那段日子，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和李仲帮一样，上了点年纪的延安人，都对那段记忆刻骨铭心。“刚养羊时，收入的确多了。但羊越养越多时，景况变了。别小看这些温顺的羊，见啥吃啥。可怜那草只能长一夜，第二天刚冒头就又被啃秃了。”64岁的村民李文明说，“山羊的嘴像把剪刀，四个蹄子像铁铲。啃光叶叶啃秆秆，啃光秆秆刨出根根吃。”
    羊啃秃了草，人砍光了树，山扛不了风，地保不住水，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常常连播下的种子都收不回来。“下一场山水褪一层泥，种一茬庄稼剥一层皮”，这是那时焦渴的黄土给延安人辛劳耕作的“回报”。    生态恶化，让人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饥饿与贫困，甚至还有生命。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当时以干旱闻名的黄土高原，人们却有着对洪水的恐惧记忆。
    在志丹县永宁镇，时至今日，66岁的李玉秀仍然会想起45年前被洪水冲走的婆姨。
    没树没草的秃山留不住雨水，一下大雨就容易发山洪，牲口都能冲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沟里村子里都安有大喇叭。一下雨，村里就有专人在喇叭里通知村民“跑洪水”。
    “那年，二十来个人一起上地，山里下大雨发了洪水。大家四散躲避。等洪水过了，发现少了我婆姨，寻来寻去，只在河沟边找到一只鞋。”李玉秀说。
    这些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延安当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之间苦恼的写照。
    “老羊倌”的意外发现
    故事：吴起县的许老汉借钱买回来一只小尾寒羊。他想，把这么个“宝贝”赶上山散牧，万一有个闪失，连欠债都还不上。于是他把羊圈起来，每天割草喂羊。精明的许老汉发现，圈养后，不仅羊长得快，而且还攒下一大堆羊粪，这倒是个好养法。
    启示：延安的生态逆袭同样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延安市发现禁牧圈养可以增收护林，于是决定以此为契机，解开“越垦越荒、越牧越穷”的生态死结。
    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延安人苦恼着，也在求索着。
    延安市吴起县新寨乡的许志洲老汉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的一个偶然之举，竟会成为改变当地生态的一把钥匙。
    1994年，听说有人卖小尾寒羊卖了个好价钱，许老汉借钱买回来一只。他想，把这么个“宝贝”赶上山散牧，万一有个闪失，连欠债都还不上。于是他把羊圈起来，每天割草喂羊。精明的许老汉发现，圈养后，不仅羊长得快，而且还攒下一大堆羊粪，这倒是个好养法。
    这位“老羊倌”的偶然行动，引起了延安市和吴起县领导的重视，他们发现，这不但能让农户增收，还能保护植被。当时的延安市决定以此为契机，解开当地“越垦越荒、越牧越穷”的生态死结。
    延安并非种不了树，翻看延安的地方志，其中曾有“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记载。
    1998年，在深入调研后，吴起县实施封山禁牧，一次性淘汰散牧山羊23.8万只，在全国首开封山禁牧先河。据时任延安市长的王侠回忆，大自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吴起退耕还林的当年，山青羊肥，效果显著。
    1999年，国务院领导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十六字治理措施，要求延安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植树”，实施退耕还林，建设美好家园。在吴起县经验的基础上，1999年，延安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下决心将25度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面积达1000多万亩。此举迅速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潮。
    困厄之中，创造转机。中央的决策，让这片裸露的黄土地看到了希望，让人们的生活迎来了改变的契机。从此，一场“绿色革命”从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圣地”发起，随后席卷全国大地。
    不让啃林子，拿啥填肚子
    故事：在延安志丹县双河乡李家湾村，干旱少雨、冰雹灾害频发，这里曾经被认为是不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带。但短短几年间，退耕还林不仅“还”了碧水青山，也让当地的降雨量逐渐丰沛，加之抽干、病虫防治、土肥水管理等技术改进，这里已经被农业专家认定为苹果优生地带。
    启示：退耕还林之初，很少有人能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绿色革命”不仅倒拨了延安的“生态时钟”，还深刻影响着人们此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
    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有人想不通：不让上山放羊，是要断了咱老百姓的活路吗？有人心存怀疑：退出吃饭的田地，在自家田里种树，粮食和补贴真能给到咱手上吗？
    吴起县有的养羊户一听到消息，连夜把羊群赶到邻县亲戚家的羊圈里，以图日后“复辟”。
    “刚开始退耕还林，林业局拉来树苗，不少人不好好种。一棵苗子拿几个土块盖上就算栽好了，活下来的树苗才到一半。”吴起县马湾村村民马万山说，“1999年，很多人说退耕给的粮食和补助怕是哄人的，到了2000年，粮食和补助真的发到了每一户，大家伙这才信了。”
    这时，看到别人家认真种的树成片成林了，一开始不认真种树的人后悔了。“刚开始都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但慢慢发现，山地退耕了，种树国家给补贴，把人手空出来了，还能出去打工，一人能挣两份钱。”马万山说。
    而最初，很少有人能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绿色革命”不仅倒拨了延安的“生态时钟”，还深刻影响着人们此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山封了，羊圈了，草种了，林造了，荒山黄土盖上了“绿被子”。但生态的问题才下眉头，生活的问题又上心头。“人不能总靠输血活着，光景不能总靠补贴过着”，补贴政策终有到期的一天，那时怎么办？
    为解决林地和耕地此消彼长的矛盾，延安决定向黄土高坡间纵横交错的沟壑要耕地。
    在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记者看到，去年刚刚建设完成的沟地，仿佛一张平整的地毯，顺山势铺开去。沟地两旁建有泄洪渠，上游建设水坝，可以灌溉、泄洪。
    “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是两个馍馍一壶水，一干就是一整天，两头不见日头。”农民王富忠回忆，“可到头来‘种一帽窟窿，收一鞋窟窿’，种啥都不灵。”由于土地贫瘠，王富忠的地里只能产些土豆、小米，而且收成很差。
    “现在沟地就在家门口，不用爬山，出门就把地种了，而且现在1亩沟地产量顶得上5亩坡地，下苦轻反而打粮多。”王富忠说。
    延安改变传统“打坝淤地”的方式，针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特殊地貌，在小流域沟道内开展坝系建设、盐碱地改造、沟台地整治、边坡治理等，系统举措和生态建设融为一体。
    “山上退耕，山下造地。”截至2013年底，延安治沟造地15.6万亩。高标准的土地已经具备机械化耕作条件，很多农民家中都有了拖拉机，昔日的老黄牛也“退休”了。
    从1999年退耕以来，延安至今退耕田地1000万亩以上。耕地虽然减少了一半，粮食产量却没有下降。统计显示，1999年至2013年的粮食年产量，基本稳定在70万斤至80万斤。
    “我们既要让老百姓填饱肚子，也能换回延安的‘绿被子’。”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说。
    温饱解决了，但如果农民在生态建设中不能持续增收，种下的树也可能保不住。
    满山的“绿被子”能帮老百姓鼓起“钱袋子”吗？
    吴起县南沟村支部书记闫志雄说起造林给乡亲们带来的甜头难掩一脸自豪。“2000年那会工资低，出去打工一天才挣20多块钱，结果拿到造林项目后一天可以拿到40多块钱，那年造林6000多亩，乡亲们收入243900元。”闫志雄说，“那么多钱一包子抱上来，全是连着号的票子，往桌子上哗啦一摊，大家伙从没见过那么多钱，能不高兴吗？”
    2004年，闫志雄带着乡亲们成立了林海造林公司，专门承接植树造林工程。从2004年到现在，他和乡亲们已造林10万多亩，赚回的“票子”有四五百万元。
    延安打开思路，在退耕还林实施中，大力推广苹果、红枣等经济林木带，为绿色的森林缠上“红腰带”，农民们从“绿被子”里抽出了“金丝带”。
    “富士讲究粉红，市场上粉红色的果卖得最好。每年要瞅准时候早点摘，否则颜色深了，果商就要压价了，粉红的每斤能卖两块七，颜色不好的每斤也就一块多。”在果园中，黄陵县的李明奎兴致盎然地讲起他的“苹果经”，“果商对我们种的苹果要求严，颜色、个头都不能差。”李明奎的10亩果园，1年投资约2万元，纯利润达到3万多元。
    在李明奎果园不远处是果农曹孟康的14亩苹果园。“卖得好的时候，一年下来，能挣7万块钱呢。”曹孟康掰着手指比划。
    结合各县的自然地理情况，配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延安各地都找到了自己的致富经。
    在延安志丹县双河乡李家湾村，全村50多户农民家家有果树。这里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与延安市北部的另外7个县区一样，干旱少雨、冰雹灾害频发，曾经被认为是不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带。但短短几年间，退耕还林不仅“还”了碧水青山，也让当地的降雨量逐渐丰沛，加之抽干、病虫防治、土肥水管理等技术的改进，这里已经被农业专家认定为苹果优生地带。
    2013年，延安园林水果种植面积达到428.12万亩，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643元，高出陕西平均水平5000元。截至2013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681元，比退耕前的1999年增长6.2倍。（新华社记者陈凯星、李勇、姜辰蓉、闫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