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喜讯，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作为线路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又一次刷新中国世界遗产总数的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类型。近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文物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简要介绍这两处遗产。
　　童明康：这两处遗产有一个以往遗产都没有的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跨省、跨地区、跨国家的巨大的文化线路遗产。它们的列入，丰富了我国世界遗产的类型，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世界遗产之最。因为原来最大的遗产就是长城，但是长城和今年的申报项目不一样，虽然长城也是跨省项目，而它是线性文化遗产，不具备活态性质。
　　“活态”是大运河遗产的显著特征　　
此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包括横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春秋战国、隋朝及元朝时期都曾经历过大规模兴建。依据历史分段和命名习惯，大运河共包括十大河段。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
　　“活态”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显著特征。山东济宁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转变成为景观河、灌溉河、排涝河，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大运河的“活”还体现在它始终是一条不断发展变化的运河。历史上，因为黄河改道等自然原因，大运河就曾多次变迁。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功能部分退化，运河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管理维护设施不断更新，运河沿线城市面貌也持续改善，而这些变化共同为大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做出贡献。妥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活态”遗产持续利用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个跨国系列文化遗产
　　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通道、文化通道，这就是承载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这次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路线长度大约8700公里，包括各类遗迹共33处，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2668.16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189963.13公顷。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遗产区总面积为29825.6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176526.03公顷。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迹。
　　记者：这两处巨型线路遗产跨省、跨地区、跨国家，包含的类型很多很复杂，涉及面广，在申遗过程中的管理和保护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做到步调一致，如何处理保护需求与发展需求，积累了什么经验？
　　童明康：无论是从遗产本身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看，还是从保护管理和申报工作的难度看，这两处遗产申报成功，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遗产保护国家行动。其实，每一次世界遗产的申报，都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化认知，是对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提升。今年申报的两处遗产更是如此，不仅是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长，类型特别丰富，而且是仍然在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的遗产。申遗过程中，我们也针对遗产的特点采取开创性的策略，力图实现巨型遗产全线的整体保护。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沿线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2006年、2013年国务院相继将京杭大运河和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国务院批准开展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大运河保护成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务院指导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沿线8省（市）和国务院13个部门建立了跨地区、跨部门协商机制；在省部会商小组的统一指导和协调下，颁布实施了大运河遗产的专项保护法规、联合协定和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规划；完成了大运河全线遗产资源调查；组织实施了一批大运河遗产保护、展示工程；建立了大运河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还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城市联盟，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联合规定》，进一步确保大运河遗产得到整体保护。
　　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项目历时久，难度大，申报项目内容复杂，要求高，涉及面广，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项目。中国和中亚各国为保护丝绸之路遗产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推动和指导下，国家文物局会同外交部、教科文全委会等相关部门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跨国协商，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与哈吉两国的协调与沟通，确保申遗按照正确的技术路线顺利进行。同时，督促、指导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各级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按照申遗工作要求，开展制订和颁布实施保护管理法规、规划，设立保护管理机构，实施文物保护、环境整治、展示监测等工作。国家文物局加强组织协调，为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搭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协调管理机制。相关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团队，协调文物及其他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进、高质量地完成了申遗准备工作。丝绸之路沿线人民群众和利益相关者对申遗工作也给予了坚定的拥护和支持。
　　记者：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对今后世界遗产工作有何意义？
　　童明康：大运河、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取得丰硕成果。
　　在大运河申遗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大运河保护给予高度关注，掀起认识、研究、爱护大运河的社会热潮，吸引大量社会资源也向大运河遗产保护领域聚集，使遗产保护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改善。跨省跨部门协调机制、层次分明的保护规划体系以及涵盖全部申报遗产、多层级监测和档案信息体系的建立，为巨型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有益尝试。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始终坚持将运河遗产保护与延续运河功能相结合，与城镇发展建设相结合，与历史文化展示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推动保护和申遗工作助力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并推动沿岸城市文化品位提升，沿岸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品质改善。大运河不仅成为增强文化凝聚力、创造力、亲和力的精神家园，更逐步成为广大民众宜业宜居的美好家园，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丝绸之路项目的申遗成功，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对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彰显世界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永恒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通过开展丝绸之路申遗，极大地改善了文物周边的环境，为地方民众营造了赏心悦目的文化生活空间，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并为促进遗产地旅游业进步，增进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惠及于民、反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丝绸之路申遗在项目选择、价值研究、协调管理机制建立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对于丝绸之路后续跨国申遗项目以及我国系列申遗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并进一步扩展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领域和空间，丰富和深化了世界遗产的理论和实践，将促进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可持续深入发展。
　　记者：近年来各地申遗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质疑申遗的声音也时有出现，作为国家“申遗领队”，您怎么看？
　　童明康：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以平常心看待申遗。世界遗产实行限额制之后，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和一项目自然遗产，而且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遗有两个倾斜：一是向十年内没有申报世界遗产的国家倾斜，二是向十年内没有成功的国家倾斜，所以申报世界遗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尽管世界遗产专家已经习惯了中国申报遗产项目的精彩，但要求也会更严格，因为中国的遗产太优秀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每年都有申报而且年年申报成功。所以，全社会应以平常心看待申遗，申报成功我们当然高兴，偶尔申报被延迟也不必丧气，不要因为申遗脚步的放慢而影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毕竟，对于遗产的最突出普遍价值没人否认，毕竟保护文化遗产，使之能够传承子孙后代，使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到提高，才是我们申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