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琦
　　湖南镉大米是食品安全信用危机不断升级的又一催化剂。
　　面对这一危机，从政府到专家不约而同都奉行鸵鸟政策:湖南当地揣着明白装糊涂，专家则建议大家“换着产地吃大米”，尽量降低风险。可是，正如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不可能让它的追兵却步，既然广州食品药品监督局此次发布的检测报告已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么公众的追问又怎会轻易停下？
　　民以食为天。过去羊肉出问题了，我们可以吃牛肉；禽流感来了，我们少吃鸡肉；奶粉不安全了，我们找代购，可是，等到作为最重要主食的大米也让人不放心了，是否也该是触底反弹的时候了？
　　实际上，镉大米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程度上还是环境污染问题。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而水稻对镉的吸附能力又很强，导致大米中镉含量很容易超标。
　　那么镉又是从哪来的呢？目前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工矿企业。镉常与锌、铅等共生。铅锌矿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和用镉化合物做原料或触媒的工厂，都是造成镉污染的重要源头。日本著名的痛痛病公害事件就是起源于工矿企业的污染。二是化肥过量施用。作为最常用的三大化肥之一，磷肥被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其主要原料是磷矿石，天然伴生镉，每千克磷肥中的镉含量从几毫克到几百毫克不等。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已经获得国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
　　土地得不到合理休耕，肥力和土壤品质下降，加之工业废水污染、高含量镉的磷肥的使用，有人戏说，我们的土地现在比农民工还累。化肥过量，耕地板结，地下水污染……走入乡村才发现，如今要寻找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一片肥沃洁净的田园并不容易。
　　如果说过去发生的污染事件主要呈点状分布，我们还能谨小慎微地划定几个安全区，尽量选择离污染企业远一些，离被污染的河流远一些，但当空气和土壤中都充满着毒素，那么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难言超脱，可说是已被逼到避无可避的死角了。现在是镉超标，未来没准还有什么未知的污染在不远处等着，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土地的超负荷无度索取，终将导致恶果全面暴发。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是有潜伏期的。镉在人体内的生物半减期为16～33年，经长期蓄积达到一定程度才发病。而更令人无奈的是，通常都是污染容易治理难，尤其土壤资源几乎可以算作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有些污染甚至是不可逆的。目前世界上采用的土壤修复方法，主要有工程措施、物理化学修复、生物修复和农业生态修复等。但不论哪一种措施，都需要耗费大量钱财物资，而且还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痛痛病发现原址——日本富山县开始于1979年的镉污染农田换土工程历经33年、耗资407亿日元(约合3.4亿美元)，才于今年3月宣告完工。
　　这就可能引发另一个问题。由于从污染到发病的时间漫长，很多时候，污染是前一届政府造成的，现政府选择了逃避责任，不愿意直接面对，导致问题堆积，伤害继续，以及新的污染仍在形成。纵观中国土壤污染在过去数十年的形成过程，都与各地政府紧密相关。相当数量工矿企业曾是各地国有企业；还有很多非国有企业，至少也一度被地方政府认为是符合环保要求的。比起前任留下的尚在潜伏期的环境隐患，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GDP和升迁。因此，等到亡羊再来补牢，已经事过境迁，难以追责了。
　　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有效运转，绝非一日之功。在毒大米惊现市场的当口上，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守信行动，是托住社会信任的有力臂膀。反之，信息封锁、讳疾忌医，则政府也就成为把社会推向“信任危机”的“肇事者”，空留不知情的市民惨遭无妄之灾。既知逃避不了，不如抬头应对吧！

   湖南攸县回应“镉米”事件
    对涉事米厂监督抽查
　　中国环境报综合报道 自湖南省攸县3家大米厂生产的大米在广州被查出镉超标后，攸县官方5月21日上午首度作出正式回应。
　　攸县通报了不合格大米的镉含量范围，披露原材料稻谷主要收自当地农户，主要销往广州和攸县本地。攸县食安办负责人表示，攸县质监局组织监管人员对问题企业成品库的大米进行监督抽查，已送至省级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全面分析产品的质量状况。

　　攸县方面表示，据初步调查，3家涉事米厂均手续齐全，符合生产要求，3家企业周围10公里内没有重金属企业。质监、工商、粮食等职能部门也做到了严格执法和履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