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先生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与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绵长的情谊。作为鲁迅晚年的年轻挚友，王冶秋与之多有往来，深受其信任并执弟子之礼。他对鲁迅一直极为尊敬，编选《鲁迅先生序跋集》、撰写《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尽心竭力保护鲁迅故居，为“鲁师身后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冶秋如此竭尽全力地延续鲁迅精神，不仅源于他对鲁迅的敬重与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在于他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心系文物保护、传承国家瑰宝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王冶秋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他极力保护传承鲁迅遗产的事迹，散见于数种回忆文字、传记作品和学术论文之中，遗憾的是尚没有专门、全面、系统的梳理，近年来亦较少受到关注。本文聚焦王治秋与鲁迅的关系，从师友交往、风骨传承、遗产保护三个角度，窥见两位不平凡人物之间的历史性交往，以及由此延展的深远文化影响。
 

王冶秋（1909-1987）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图源：sohu.com）

 
一、师友交往
 
王冶秋生于1909年，比鲁迅小28岁。两人因文学而结缘，192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王冶秋跟随安徽霍邱同乡韦素园和台静农到西三条胡同21号拜访鲁迅先生，向先生请教《莽原》周刊的宗旨，以及对“整理国故”、“尊孔读经”的批判。他们敲门进入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拿着马灯站在院里等候了。先生问了王冶秋的岁数和就读学校，先把韦、台带进北屋，然后端出一盘瓜子，带他进南屋坐下，拿出两本杂志让他看。在先生眼里，当时17岁的王冶秋还是一个半大小子。①这次相见虽然简单，但是给王冶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从此与先生结缘，并延续60余年。
当时鲁迅先生正与韦、台等人组织未名社，年轻的王冶秋协助做了不少工作，受到先生等人的熏陶和影响。后来王冶秋参加革命，颠沛流离，辗转多地，尽管历经坎坷，他却时以鲁迅为念，不仅参加了鲁迅领导的“左联”，还以通信方式恢复了与鲁迅的联系。1932年韦素园不幸去世，王冶秋非常悲痛，后来写下一篇纪念他的散文，于1934年11月从山西运城寄给鲁迅，鲁迅于11月17日收到，并于24日回信。从这时到鲁迅逝世前的近两年时间，王冶秋一共给鲁迅写信29封（现仅存1封），鲁迅回信13封（现存10封）。②两人书信往还，主要讨论文学相关问题。1935年10月，王冶秋寄上自己的新作《唐代文学史》，鲁迅在11月5日的回信中说：“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的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我想，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③11月14日王冶秋寄了两篇小说稿，请鲁迅指点并推荐发表。鲁迅在11月18日的回信中说：“指点做法，非我所能，我一向的写东西，却如厨子做菜，做是做的，可是说不出什么手法之类。至于投寄他处，姑且试试看，便大约毫无把握。”鲁迅把投稿之事放在心上，12月21日回信：“小说商务不收，改送中华，尚无回信。”12月29日回信：“那两篇小说，又从中华回来了，别处无路，只能搁一搁。”④小说虽未能发表，但鲁迅屡次尽力帮助推荐。王冶秋僻处小城，书籍罕见，鲁迅多次给他寄书，包括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刊物《文学导报》、《译文》，译作《表》、《俄罗斯的童话》，著作《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拉丁化检字》、《门外文谈》、《故事新编》等等，既有鲁迅的著作和译作，也有当时较新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还有新潮的刊物。鲁迅“许多次的寄书，寄信，使我看到一幅极美的画图，这画图中是彩绘着一位慈祥的老人，拯救着一个陷落在生活的泥淖中的孩子……这情景我永远地忘不了，将要随着我葬进坟墓为止。”⑤当时王冶秋生活困顿，1935年下半年一度失业，鲁迅的鼓励和帮助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以至刻骨铭心、终生感念。
除了谈论文学和创作，王冶秋和鲁迅的交往还涉及诸多私事。王冶秋从山西运城寄赠鲁迅糟蛋和百合；1935年11月曾寄去自己孩子的照片（当为王冶秋的长女王玉，后名高予，1934年2月16日出生），鲁迅评价：“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北方小孩，盖服装之故。”⑥鲁迅也谈到自己的小孩周海婴，当时刚刚送入幼稚园。1936年4月，得知鲁迅气喘，王冶秋热心介绍药方，鲁迅在回信中提及。鲁迅爱好金石收藏，包括搜集汉画像拓片，王冶秋委托中学同学杨廷宾和王正朔代拓南阳汉画像石刻。杨廷宾与王正朔及其堂弟王正今一道，前后为鲁迅拓印南阳汉画像241幅，分五批寄至上海。其中王冶秋寄出10幅，鲁迅于1935年11月8日收到；杨廷宾拓得115幅，分两次于1935年12月21日、1936年1月28日寄达；1936年4月初，王正今寄出一批49幅，鲁迅曾有复信给他；此后王正朔寄出一批67幅，鲁迅于1936年8月17日收到。⑦有了王冶秋等人相助，鲁迅的汉画像拓片藏品增至600余幅。搜集南阳汉画像拓片使得鲁迅与王冶秋的交往进一步密切，有王冶秋这样值得信任的青年后学，也是鲁迅晚年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为了纪念鲁迅的“援助、爱护与拯救”，王冶秋从1936年春天起编辑《鲁迅先生序跋集》，他“收集书，抄写，编目，费了有三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九十四篇文字”⑧。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他在1936年4月5日给王冶秋的信中说：“序跋如果你集起来，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不过有许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国文写的，及给人写了而那书终未出版的之类，将来当代添上。”1936年5月4日回信：“此集我至少还可以补上五六篇，其中有几篇是没有刊出过的；但我以为译序及《奔流》后记，可以删去（《展览会小引》，《祝<涛声>》，《‘论语一年’》等，也不要）。”1936年6月3日收到王冶秋寄来的《鲁迅先生序跋集》，由于身体不佳，鲁迅于7月11日回信说：“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字更不会写……现在还未能走动，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说了。”⑨可惜鲁迅健康状况恶化，这部书稿未能在鲁迅生前出版。
在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王冶秋与其频繁通信，谈及文学、金石、序跋出版等事项，亦互相关心对方的健康、孩子等私事，鲁迅还诚恳地告知自己的处境和对周围人的看法。鲁迅日记中至少49次提到王冶秋。两人虽年龄相差甚多，但是互相信任，彼此交心，可算是忘年之交，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
 
二、风骨传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王冶秋写下长诗《雪夜忆豫才先生》，致信许广平表示吊唁，愿意帮助许先生编鲁迅先生全集，“坚决主张快快出版‘序跋集’，而且即以此集的版税作为海婴购置读物之助”；1937年4月2日王冶秋致信许广平：“此书之版权版税，前已说过，作为我对海婴弟的一点极微弱的帮助，所以关于出版处的交涉，望先生费神办理，总以能抽得版税，给婴弟买几本课外看的书为宜。”⑩王冶秋一直努力维护鲁迅的身后之事，并向许广平和周海婴尽力提供帮助。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先生序跋集》书稿由许广平收藏、选定增删并寻求出版机会，几经周折，于1941年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许广平被捕，原稿下落不明。序跋集的校样后来由巴金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积存中找出，于1974年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仰晨办理捐赠给鲁迅纪念馆事宜；校样于1998年1月转交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⑪很遗憾鲁迅先生和王冶秋先生都未能看到这部序跋集的付梓，但这部书稿编辑出版的曲折历程见证了二人的师生情谊与文脉传承。
王冶秋以多种方式宣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发扬鲁迅风格。1939年底到1946年秋，王冶秋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做冯玉祥先生的国文教员和秘书，得到信任和倚重。1940年7月起，王冶秋开始为冯先生讲授鲁迅生平，分析鲁迅的主要作品；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召开，尽管当时政治空气凝重，大会主席冯玉祥先生仍然洪亮说出：“鲁迅有许多升官发财的机会，可是他不要，他宁可苦到底；他要说他应说的话，他要做他应做的事……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真’，他对于大众，对于国家，他从来不说一句假话；第二是‘硬’，他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地步，他一生从来没有向恶势力屈服过；第三是‘韧’，他愈失败愈不屈，愈困难愈战斗。我们就应该学习这三种精神，来争取我们抗战胜利，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次日《新华日报》刊载了讲话内容，并发表冯先生的诗歌《纪念鲁迅》。冯先生对鲁迅的热情讴歌，让国民党大员心生诧异。中统秘密调查，结论是冯先生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员和秘书王冶秋。⑫王冶秋通过为冯先生授课、促成冯先生演讲的巧妙方式，在国统区扩大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为了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怀念和敬仰，王冶秋开始研究鲁迅生平，写成《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43年3月由重庆峨嵋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许寿裳作序，正文分四章：故乡与童年、由困顿走入“异途”、海外八年、归来与出走；附录为许寿裳写的《鲁迅先生年谱》和许广平写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前另有鲁迅自题小像诗，许寿裳、陶冶公悼诗两首，书末有王冶秋写的后记。此书1947年9月在上海再版，1948年由光华书店印行东北版初版；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印此书，更名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⑬王冶秋倾注了满腔赤诚和心血，详述鲁迅从出生到三十二岁的生活，这是第一本鲁迅早期生活传记，开各类《鲁迅传》之先声。

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书影（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1949年，王冶秋成为主管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人，担任国家文物局长近30年，哪怕在极端困难的工作环境中，他都顽强不屈、刚正不阿，为保护文物、发展图博文事业而殚精竭虑。⑭王冶秋对工作拼命投入，为人磊落耿直，这种风格与鲁迅非常相似。他当初获得鲁迅的信任，是因为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没有奴颜媚骨，具有同鲁迅一样的硬骨头精神。⑮王冶秋居住在北京黄化门一处普通的小院，几间低矮陈旧的平房，室内陈设极为简朴，他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和工作人员，“接待非常热情，每次谈话都让人似乎体味了一遍当年鲁迅如何接待青年那种亲切。”⑯王冶秋晚年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分为三辑，其中直接写鲁迅的有三篇：散文《鲁迅和韦素园》，诗歌《雪夜忆豫才先生》、《鲁迅先生八十寿辰》；此外专列一组《附录：关于鲁迅》，收入五篇文章：《海外八年（<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的一章）》、《<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的后记》、《“五四”时代的鲁迅先生（节选）》、《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序跋文集>跋》。⑰全书一共62篇作品，其中8篇是写鲁迅的。王冶秋晚年生病期间，仍然时时谈到鲁迅。“‘鲁迅’给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不可忘怀的往事。他是鲁迅的学生，更是鲁迅的挚友，特别是在鲁迅的晚年困于病魔和四面‘围剿’之中时，冶秋同志给鲁迅以支持和慰安，他们是患难中的至交。冶秋同志在他一生中无比崇敬鲁迅，更无比挚爱鲁迅研究事业，鲁迅对于他确实是难忘的。”⑱1987年10月5日王冶秋病逝后，《人民日报》短短数百字的生平介绍，两次提到他与鲁迅的交往：“五四运动后，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参加了未名社的一些进步活动。”“他还与鲁迅先生保持联系，是鲁迅晚年的挚友之一。”⑲王冶秋与鲁迅的历史性交往和半世纪情谊，不仅为业内所熟知，也为党和政府认可与肯定。
在青年时代遇见鲁迅并深入交往，对王冶秋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王冶秋传承了鲁迅的风骨，内化于心，外显于行，他跟鲁迅一样具有光明磊落的硬骨头精神，也跟鲁迅一样具有坦荡真诚的赤子之心，这种精神和心性促使他殚精竭虑做好任何一项工作，又以高尚的品格赢得了业界和世人的敬重。
 
三、遗产保护
 
王冶秋与鲁迅的不解之缘，还体现在他对鲁迅旧居保护和鲁迅博物馆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为保护鲁迅遗产、收集展示鲁迅遗物、弘扬鲁迅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鲁迅于1924年5月-1926年8月居住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他亲自设计并改建了这处居所，在这里写出200余篇作品。鲁迅离开北京后，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继续在此居住；鲁母于1943年去世，朱安孤身守护旧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要来“接管”鲁迅旧居，八道湾鲁迅亲属意在夺取鲁迅的藏书，旧居内还有外姓住户。1946年11月，王冶秋出任第11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他和《大公报》记者徐盈一起与朱安沟通，同院内住户见面，随后以战区司令部名义贴上封条。1947年6月末朱安病逝，7月5日八道湾鲁迅亲属来大吵大闹，要动手抢东西为保护旧居与鲁迅藏书，王冶秋与许广平等商定，由家属申请，北平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查封旧居。王冶秋说，保护鲁迅旧居共走了三步，头一步是利用战区司令部的封条，第二步利用北平高等法院的封条，第三步，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打开了封条。⑳1949年2月末，已是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的王冶秋到鲁迅旧居查看，见到旧居及室内藏书、用具保管得完好， “北平地方法院”的封条依然贴在原处。㉑1949年9月，王冶秋安排矫庸、李育华夫妇看管鲁迅旧居。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鲁迅纪念日，鲁迅旧居经过修整，并请许广平按鲁迅居住时的原样布置后，就开始接待观众了。㉒北京鲁迅旧居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纪念馆之一。
1950年3月，许广平将西三条鲁迅旧居和全部遗物捐给国家；5月，文物局派人清点交接，随后在保持旧居原貌的原则下，对其进行保固性修缮；9月，文物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许广平审查旧居复原、修缮工作。㉓1953年，王冶秋拨款用于新建旧居东侧的鲁迅生平陈列室。㉔1954年筹建北京鲁迅博物馆，王冶秋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动员当时建筑界的优秀力量，先后设计了十四五个方案，他坚持博物馆要符合鲁迅精神，以简朴为主，博物馆的高度与四周的四合院民居相适应。㉕方案决定之后，王冶秋雷厉风行地督办施工，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如期开放。从1959年到1975年，鲁迅博物馆曾经离开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但从来没有离开过王冶秋的个人关怀，馆里有事时他总是大力支持、从不推脱；每年10月19日，他都邀集几人看看旧居，帮助解决问题；1961年鲁迅诞辰80周年纪念日，他专程瞻仰旧居，并留诗一首：“八十年来变化多，三山推倒起沉疴。周翁若见今朝事，笔下风云奏凯歌。”㉖北京鲁迅博物馆可能是王冶秋去得最多的博物馆。
王冶秋挂念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充实与建设，热心帮助博物馆搜集藏品。他时常将自己发现的鲁迅藏书复本交给馆里，或者将有关鲁迅的文物线索通知博物馆。韦素园于1932年不幸去世后，葬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鲁迅为其写了墓碑题记；王冶秋于1947年前去扫墓，写下一篇《访墓记》；1970年代的一天，王冶秋与姜德明先生谈到韦素园，次日便到万安公墓寻访，费了一些周折，终于从垫路的石头中刨出韦素园墓碑，通知北京鲁迅博物馆运回保存。㉗王冶秋还通过书商徐文玉从旧书摊上获得的线索购得鲁迅手稿《<嵇康集>考》，交鲁迅博物馆收藏，并收入《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0卷。㉘王冶秋也特别关心绍兴鲁迅纪念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建设发展。1952年12月，王冶秋到绍兴检查了解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工作；1972年1月、1973年5月、1975年11月，王冶秋三次接见绍兴的同志，指导陈列原则，强调“各有重点、避免重复”，“原址复原”，并拨专款一万元，用于绍兴鲁迅故居保护和三味书屋维修。㉙1962年初，王冶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审查“鲁迅生平系列”，上午和晚上两次到馆里，细细地看，特别强调要突出中心、要使观众感动；1970年代，王冶秋悉心组织赴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先后在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和广岛展出，历时四个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㉚全国鲁迅文物的保护、鲁迅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建设，都得到王冶秋的热切关注和悉心指导。王冶秋集战士、文人、学者、领导于一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㉛他如此关心保护鲁迅的遗物，不只是由于他对鲁迅的个人情感，更是为了透过遗物展示，使“鲁迅精神”永远发扬光大下去。㉜对鲁迅遗产遗物的保护，既体现了王冶秋个人对鲁迅的敬重与深厚情谊，又代表了国家文物行政部门通过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对鲁迅精神的大力弘扬，还体现出作为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对国家文化遗产事业的热忱与责任心。
 
四、结语
 
作为鲁迅晚年挚友的王冶秋，没有辜负鲁迅的信任和托付：他帮助鲁迅拓印汉画像石、寻访冶病药方、编辑《鲁迅先生序跋集》，哪怕自己艰难困顿之时，仍为先生尽心尽力；鲁迅去世之后，他努力帮助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撰写《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想方设法保护鲁迅旧居和遗产，推动建设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关心指导鲁迅遗物收集和陈列，推出海外鲁迅展览；他以身作则实践鲁迅精神，传承鲁迅风骨，在为人处世和工作生活中体现了与鲁迅相似的风格，为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赢得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业内同行的普遍尊敬和青年后学的由衷感谢。王冶秋与鲁迅的交往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影响持续而且极为深远，不仅体现出私人友谊的深厚绵长，还展现了伟大灵魂的共鸣与传承，更通过鲁迅精神的传承弘扬推动了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奠基和开拓。这不仅是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还是遗产保护与风骨传承的精彩样本，是个人功业与家国情怀相互激荡的典型和榜样。
 
 
注释：
①⑫㉑㉗王可：《王冶秋传：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第85、128-129、167、80页。
②⑮李允经：《鲁迅和王冶秋》，《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
③④⑥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576、585、609、614、587页。
⑤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后记》，重庆：峨嵋出版社，1943.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翻印，第193页。
⑦林溪：《为鲁迅收集南阳汉画像的三位地下党员》，《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
⑧汪洋（王冶秋）：《鲁迅先生序跋集•后记》，《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69、89-90页、113-114页。
⑩许广平：《鲁迅先生序跋集•序言》，《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
⑪于沛沛：《回望鲁迅序跋集的编辑出版》，《出版史料》2008年第3期。
⑬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见《目次》前之《本书出版说明》。
⑭金冲及：《王冶秋传•序》，见王可：《王冶秋传：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序4-5页。
⑯㉖孙瑛：《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怀念老局长王冶秋同志》，见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第216-221页。
⑰王冶秋：《王冶秋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4.
⑱叶淑穗：《千秋功业，永留史册——记冶秋同志与鲁迅文物》，见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第222-230页。
⑲《中共优秀党员、新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卓越开拓者王冶秋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3日。
⑳徐盈：《关于早年保护鲁迅故居文物的片断回忆》，《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S1期。
㉒㉕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筹建史话》，《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6期。
㉓罗歌：《“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许广平同志与北京鲁迅故居》，《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S1期。
㉔㉜李长华：《“文物保护神“——王冶秋》，《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㉘徐文玉：《<嵇康集考>发现记》，《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4期。
㉙朱忞：《王冶秋同志与绍兴鲁迅纪念馆》，章贵：《三访王冶秋同志》，见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第342-351页。
㉚姚庆雄：《难忘的回忆》，见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第323-331页。
㉛单霁翔：《王冶秋传•序》，见王可：《王冶秋传：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序9页。
 

原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