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起点，当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一年，WTO红利体现在进一步开放式地融入全球经济，进出口水平都大幅提升，GDP走向更高速度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2002年-2008年，碳排放水平与进出口、GDP也在平行增长。通常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源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制度成本。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出口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独占鳌头，而是有大量的电子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等中等水平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相关的产业，有很大的碳足迹和污染排放强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在《中国2049》这本书里，我们专门从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通过使用合成控制法的经济学方法，我们用最优的权重合成了一个虚拟的中国，力求准确模拟假设中国没有加入WTO，2002年之后的碳排放量会如何。然后与实际加入WTO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对比。从结果上看，中国因为加入WTO，二氧化碳的排放明显增加。因此，用“污染避难所”现象解释更合理一些。

　　“污染避难所”指的是一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变成全世界的加工厂，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都会优先向这个国家转移，从而使之变成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同样可以使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分析。通过较为准确地计算2002年之后虚拟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关系空前加强，导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下降。我们也对欧盟、日本、韩国做了类似分析，结果一样，从而可以确证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可以说，2002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高碳经济向中国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支撑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力成本，还有巨大的环境成本。

　　另一组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核算出口部门的增长，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二是碳排放、碳足迹增加。其中这几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一直是40%左右，出口关联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出口行业的贡献从40%增加到50%以上。尤其是2002年至2008年期间，碳足迹成为支持出口部门增长的最重要的贡献因素。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从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变。也就是说，由“污染避难所”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