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期间更加深入地推进环保工作，促进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需要有识之士深入研究、积极建言。本文对我国建国60多年来的环境保护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目前的环境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目标和要求等做了研究，为已经开局的“十二五”环境保护工作和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提供了有益参考。本版今日特予刊登，以飨读者。

“十二五”是承前启后、开创发展，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中国环境现状的关键5年；是彻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关键5年；是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5年；是追赶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环境水平，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突飞猛进、创新发展的关键5年。要突破发展、创新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和要求，对“十二五”环保规划的指导方针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对“十二五”环保规划的指导方针深入研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是完全符合中国生态环境国情和人民群众意愿的。只有深入研究和科学设定“十二五”环保规划指导方针，才能在充分肯定“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成功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把握环保部门的工作定位，把握和实现环境保护的发展方针，完成目标任务，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主战场和主要抓手，从国家战略层面和现实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惠及民生，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做出贡献。

首先，要对环境污染防治中防与治的关系深入研究。在传统的习惯与做法中统称这二者为环境污染防治。笔者建议，在“十二五”环保规划中要进一步厘清环境污染防与治的关系，统筹考虑治理污染和预防污染，统筹考虑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通过污染治理，进一步有力推动污染预防。治理环境污染是当务之急，是我们环保部门的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一定要坚持治字当头、治字领先，辩证地摆正治与防的定位和关系。坚持以治理环境污染为主线，以治理突出环境问题为主要抓手，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这就如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又快又好发展调整为又好又快发展一样，一定要坚持好字当头的发展方针和原则。

第二，立足于治，才能彻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笔者在环保部门工作了14个年头，始终在如何彻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方面感到困惑，总觉得发展是硬道理，要改善人民生活，不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在发展中企业上项目又没有钱治理污染，只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实施了11个5年规划，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准，企业已积累了大量资本，不再是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了。因此，不能再等待、再犹豫、再彷徨、再左顾右盼了，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第三，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是必然趋势，如果我们不在发展的同时同步进行污染治理，环境污染将越来越严重，再加上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污染问题，将更加积重难返。因此，要立足于治、立足于新老污染源一起治，把治理环境、治理污染摆在首位，要打主动仗、打进攻仗，坚决把严重的环境污染、把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各类环境问题治理到位，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在治理的同时还要着眼于防，不能只治不防。要防止污染卷土重来，防止偷排、漏排、暗排；要加强对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的处罚、制裁和打击；要从源头上抓起，严格禁止污染企业上市开工，严把环境影响评价关，严格实行“三同时”制度；要加强监测和在线监测，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要实行企业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群众监督举报有奖制度；加大环境执法检查力度，对环境目标责任制的实施和落实，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严厉处罚和打击，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之风；要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的环境权益。

第四，要实行防治结合，以治促防。治和防是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治和防的关系就好比一个人的健康一样。一个人在没有得病前，要立足于防，当一个人得重病之后，就要立足于治，除掉病根。如果得了重病只防不治就可能使病情越来越严重，病情加重导致走向死亡。治理环境污染和人治病一样。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从总体上看依然严峻，所以要立足于治，先治重病，同时防治结合，以治促防。只有找到病因、病灶，把病治好才能知道从何处防、如何去防，达到以治促防的目的和效果。

第五，综合治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针。生态环境涉及广泛，单靠某一个部门、某一行业、单一手段，难以把环境治好、管好、保护好。因此，在环境保护的指导方针上必须坚决实行综合治理的思路和指导原则。采取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各尽其职、各尽其责的综合管理方法。同时要实行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综合手段治理，方能奏效。

因此，笔者建议，“十二五”环保规划的指导方针应立足:立足于治，着眼于防，防治结合，以治促防，综合治理的原则。下面本文将从6方面论述原因。

“十一五”环保规划实施的成功经验证明，只有立足于治，才能实现环境质量有效改善

“十一五”是中国环保事业大有作为的5年，是环保事业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环境挑战下，取得重大发展的5年。笔者认为，主要有6个方面的成功做法。

(一)把污染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放在首要位置抓住不放，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理措施，确保了“十一五”环保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完成。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耗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得以如期实现。在双双完成减排任务的同时，据环境保护部近日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2010年，全国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的比例比2005年减少6.6个百分点，七大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的比例较2005年提高了18.6个百分点，95.6％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292天，比2005年提高了27.1个百分点。这些环境质量的提高和改善都是立足于治，着眼于防，防治结合的体现。

(二)狠抓三大减排措施，即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取得了治污减排任务完成的良好效果。“十一五”期间治污减排的重大突破就是强化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措施，严格考核问责，认真落实减排责任目标。

结构减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长期以来，在历史阶段和片面发展观以及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上，“两高一资”行业和企业比比皆是。“十一五”期间，各地按照国家制定的约束性指标以及确定的减排责任指标，大力淘汰达不到国家规定和要求的落后产能与企业，有效改善了环境质量，同时节约了能源，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措施。

主要污染物的工程减排，主要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工业水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水污染物减排工程；包括电力行业烟气脱硫脱硝、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其他非电重点行业脱硫、水力行业和工业锅炉脱硝等大气污染减排工程。此外，还有改善民生环境保障工程、农村环保惠民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核与辐射安全保障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水环境、大气环境、农村环境改善，确保了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管理减排，主要是加强环境执法监督、执法检查，加强环境质量监督与监测，提高企业的实际治理污染能力和效果；对不按规定和标准治污减排的实行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实行严厉处罚。2006年以来，我国针对推动污染治理和环境应急处理等问题，实行环境常规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检查相结合，应急环境处理和环境服务相结合，加强执法检查和执法服务，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了群众的环境权益，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同时还加强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有效防范了次生环境灾害。在环境执法过程中还针对企业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等方面提供环境信息、环境科技、环境政策、环境信贷等服务，促进企业加快污染治理和保护环境。

(三)采取治污减排倒逼机制，限期治理，强行淘汰企业落后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减排倒逼机制是推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有效措施。“十一五”期间从实践总结出“五种倒逼机制”，即项目倒逼、审批倒逼、监管倒逼、责任倒逼和信贷倒逼。

项目倒逼，就是把污染减排落实到具体减排项目上，实行跟踪、督办、限期治理，实现减排目标。这种做法就是立足于治，把企业的污染治理放在第一位。

审批倒逼，就是严格控制新建项目同步落实总量减排指标，凡是总量减排指标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新上项目一律限批和不批，直到总量减排指标达到规定要求，才能审批新项目，严格保证新上项目不产生增量，不留减排欠账。“十一五”期间严格执行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和项目限批等政策，既不让新污染项目产生又有力推动了有历史欠账的污染项目的治理。

监管倒逼，就是在项目减排、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等方面实行严格的执法监管和监测工作，按照规定的减排目标、时限、标准和要求实行倒逼减排、现场监管，对于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要求的实行关停并转。

责任倒逼，就是确定污染减排的目标管理责任，并实行层层分解，把上级政府确定的目标逐项落实到基层政府“一把手”，落实到每个减排企业。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限期整改、挂牌督办、当面约谈等措施，推动目标责任落实到位。对于责任目标不落实的单位要追究其行政纪律责任，对其实行“一票否决”，对企业目标责任不落实的实行严厉惩罚。

信贷倒逼，就是严格执行《关于落实环保政策和污染减排措施防范信贷风险的实施办法》，对企业和建设项目实施绿色信贷。对于积极减排的企业和相关项目建设要实施积极的信贷政策，支持发展；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要求及在污染减排上不作为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限其信贷，断其资金链，逼迫其治理污染或转型升级。

(四)严格环境准入和限批制度，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总量减排。治理污染要实行宏观控制和微观减排相结合。在宏观控制上，要按照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环境容量大小确定环境承载力总量，在总量指导和控制下合理布局，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在发展中推进环境保护不断提升。首先是不断提升环境标准，把环境标准作为企业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达标排放以及企业准入的门槛；把严格执行标准，按标准规范和引领企业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同时，提高企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对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新型环保产业发展，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是严格执行限批政策规定，采取“区域限批、行业限批”等严厉措施，有效遏制污染项目。

(五)把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十一五”期间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5种污染治理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治水。要保障饮水安全，保证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和乡镇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组织评估环保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状况，督促其达到环境要求。编制发布了《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提出到2015年，水质达标的饮用水水源地比例不低于90％，到2020年达到并稳定在95％以上。

治气。“十一五”期间，重点治理了大气中的颗粒污染物和气态污染物。通过对企业、汽车、居民生活污染的治理，大大减少了大气中的粉尘、总悬浮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氧化合物等。尤其是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下降，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大大提高了二级空气质量天数的比例。

治土。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对土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壤污染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既有生态环境污染又有农作物及食品安全问题，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因此治理和修复土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亚于治水、治气。“十一五”提高了对治理和修复土壤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并采取了积极措施。首先是加大以重金属、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与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五大行业为重点的治理和防控力度，积极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实行关停并转，严格禁止新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有效控制并削减了重点防控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其次，推进重点地区污染场地和土壤修复。建立城区污染场地优先修复清单，制订修复计划，形成城区污染场地修复机制。以大中城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集中治污设施周边、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废弃物堆存场地等典型污染场地和典型污水灌区农田为重点，开展场地土壤修复和环境风险控制试点工作。对责任主体灭失等历史遗留场地的土壤污染问题，要求各地政府加大投入和治理修复力度。对土壤污染严重，不适宜种植、养殖的土地，要依法调整土地用途，保证农产品安全；对土壤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区域，要实施居民搬迁，并防止污染扩散。

治噪声。随着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各种噪声扰民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影响生活质量提高。“十一五”加强了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环境噪声监测体系建设，建立了环境噪声源数据库，绘制了大中城市、重点区域的噪声地图，加强了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噪声的监管、监测，大力建设宁静社区、宁静城市。

治“废”。治“废”包括治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由于工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十一五”提高了对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治理的认识并转变了观念，过去认为是废物的现在不少都变成了“宝贝”，变成了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和新型原材料。国家出台了《循环经济法》，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实行循环闭合式发展，即资源—产品—废物—资源—产品的发展模式，变粗放生产、线性发展为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提高了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不断加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配套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预计到2015年所有县城将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率不低于80％。加大对危险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处理的力度，全面落实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的有关制度，促进危险废物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从源头上防止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加强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理专业化发展，控制危险废物填埋量。推进铬渣无害化利用处置，加强医疗废物全过程管理及无害化处置，实施二噁英污染治理和防控措施。加大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力度，实行严格登记和使用许可证制度，完善其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

(六)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全面摸清污染源的真实情况，对于如何有针对性地实行污染治防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次污染普查历经近3年时间，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基础性工作。查实了全国主要污染源和排放总量，摸清了污染源的流域、区域和行业特征以及治理情况，掌握了农业源和污染物排放情况，了解并掌握了环境保护基础工作情况，建立了污染源信息库。这次普查起到了“环境雷达”的效应，为各地环境治理瞄准了目标，扫清了道路。这次普查为国家做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十二五”环保规划的制订打下了坚实基础；为环保部门全面准确认识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强化治理污染的主动性、方向性、目标性、责任性，克服盲目性、被动性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今后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除了上述6方面外，还有增加环境投入、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保队伍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与做法。除了在全国宏观方面的经验做法外，还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以及各省市区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法。这些经验与做法都是十分宝贵的，应在“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中充分发扬光大。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只有立足于治，实行经济与环境的同步与并重发展，才能彻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前，我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依然偏低。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和一定数量的人群尚处于刚刚脱贫状态。所以，发展经济是大局，是不可怠慢的大事。“十二五”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在20世纪以前，我国要解决温饱问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了一些经济发展，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到了21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些企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国家也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人民群众也有了一定积蓄，企业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已经有能力和实力彻底治理污染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如何准确而科学地把握“十二五”环境保护的方针和原则是极其关键的。

笔者认为，“十二五”环境保护若不立足于治、着眼于防，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再加上历史欠账，新老污染叠加，我国的环境形势将会更加严峻、积重难返，今后再治理环境污染就要付出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这种代价反过来又会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我国就很难摆脱以前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十二五”必须下定决心进一步立足于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还清旧账的同时不欠新账，才能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严峻的环境形势来看，只有立足于治，才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

“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我国环境污染欠账太多，总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

积极治理，防止土地继续荒漠化。国家林业局2011年1月4日公布的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数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土地环境的恶化将严重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只有立足于积极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土地荒漠化。

立足治水，有效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我国不少地方的废水排放大大超过了本地的环境容量，再加上污水处理率偏低和一些企业偷排，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一些河流的开发利用率超过50％，有的甚至高达90％，严重挤占生态用水。此外，还有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亟待治理。要保证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只有立足于治水，大力治理废水，才能有效改善水环境、水生态，保证食品安全。

大气环境治理不能松懈，仍需一鼓作气。近几年我国在大气治理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城市改善不显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粉尘等污染排放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环境和人民健康。一些研究报告表明，我国部分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程度仍然超过国际标准。

重金属污染防治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大，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力求突破。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工业大发展，全民办企业，经济发展呈现一片大干快上的新局面。“十五小”遍地开花，虽促进了各地经济发展，但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十分严重。“十五小”被整治后，一些新的土、小企业又蓬勃兴起，它们留下的重金属污染至今犹存，后患无穷；小煤矿、小锰矿、有色金属矿等比比皆是，掠夺式、破坏性的开采，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地下水污染，留下了各种重金属污染；粗放式的就地冶炼尤其是金银等金属的提炼造成当地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一些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不仅造成地下水污染，还造成了土壤和农田的严重污染。诸如此类的污染有的正在治理，但仍有不少还急需治理，有些地区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生物多样性破坏及物种数量锐减突出，还有噪声扰民、危险固体废物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其严峻程度也是不能低估的。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来看，只有立足于治，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环境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除了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目标外，还有环境目标。环境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保证良好的环境质量。这些目标既是高标准的，也是现实的，更是必须的。距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10年，即“十二五”、“十三五”。虽然时间还长，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质量水平与环境目标的要求差距很大，任务十分艰巨，绝不能掉以轻心。“十二五”期间，必须立足于治，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到“十三五”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环境目标。否则，环境目标不能实现就会拖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后腿。笔者认为，实现小康社会的环境目标既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负责。要从环境现实出发，切实制订立足于治的阶段目标和总体目标，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奋斗拼搏，实现环境目标，不能愧对国家与人民。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和国家减排目标的要求来看，只有立足于治，才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09年11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行动目标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既是中国政府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积极走向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尽管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中国政府仍将下最大决心、尽最大努力，实现已提出的各项行动目标。我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的多重挑战，在“十二五”甚至“十三五”期间，只有立足于治理污染，减少能源资源消耗，控制温室气候排放，才能促使中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中国绝不能重复发达国家以往的发展道路，也不会靠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发展经济，积极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

回顾和学习历届环保大会的方针政策，建议立足于治，防治结合

深入开展“十二五”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回顾和学习历届全国环保大会的情况和方针政策，笔者认为，“立足于治、着眼于防、防治结合、以治促防、综合治理”的建议，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的。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1983年12月31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制定了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

1989年5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加强制度建设，深化环境监管，向环境污染宣战，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2002年1月8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

2006年4月17日～18日，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保护环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方针: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三个转变”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立足于治，积极地治、主动地治、新老污染源一起治。

笔者通过重新学习历届环保大会的方针深深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第三次环保大会提出向环境污染宣战，到第六次环保大会温家宝总理提出“三个转变”，都充分说明: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治理污染，向污染宣战，保护环境要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到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融合，实现双赢。因此，笔者建议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研究制订科学而又符合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的方针，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开创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新贡献。

作者系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来自中华环保